西方的文明起源于爱琴海畔的希腊半岛,而西方医学的滥觞也开始于此,并最终在希腊“黄金时代”的医学家希波克拉底手中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公元前5世纪后半叶,两次伯罗奔尼撒战争之后,随着雅典的衰落希腊各城邦陷入混战日益走向消亡,而亚平宁半岛上的罗马日益强盛。罗马在政治军事崛起之后开始积极汲取古希腊的医学。与希腊医学长于内科不同,罗马在外科方面得到了更好的发展,并由盖伦完成了系统化整理。公元4世纪末,罗马帝国分裂,公元5世纪中叶,西罗马帝国崩溃,欧洲陷入了“黑暗的中世纪”,教廷权威的建立将希波克拉底和盖伦的医学奉为圭臬,医学的发展陷入了停滞。直至1347年,黑死病解开了宗教牢笼,使得医学又有了新的发展。随着近现代科学兴起,西方医学取得了不朽的成就,并在16世纪海路大通之后,逐渐传播到世界各地,并在世界范围内形成了主导地位。

本文将从古希腊、古罗马及中世纪晚期黑死病之后西方医学的发展三个角度大致梳理西方医学的发展史。就古希腊医学发展的社会、地理、思想等方面的原因进行阐述。从现实需求、前代继承等角度论述罗马医学的发展历程。并以黑死病为界,简单论述中世纪医学发展缓慢的原因和黑死病发生之后西方医学得到新的发展的具体表现。

古希腊医学的主要贡献在于希波克拉底在其文选中提出的“四体液论”,所谓“四体液论”即“认为人体中有四种不同性质的体液,四种不同的体液来自不同的器官。脑有脑液,是冷的性质,失去脑液者会患癫痫病;肝脏有胆黄汁,是热的性质;胃有黑胆汁,是渐温的性质;血液出于心脏,性质干燥。这四种体液不同比例的结合构成人的不同体质。”这一学说是日后古罗马名医盖伦的“气质说”的基础,同时这一学说的出现也是古希腊医学体系化的标志。当然古希腊的医学在医药学、外科等方面有着不菲的成就。这一系列的医学成就构成了古希腊文明王冠上的一颗明珠“古希腊医学”。

古希腊医学的诞生是有着深刻的地理、思想、社会渊源的。古希腊地处地中海北岸,东与小亚细亚半岛隔爱琴海相望,南与埃及隔海相望,同时由于商业发达与古老的两河流域、印度文明联系密切。这一地理优势使得古希腊医学在形成之初就深受埃及医学、两河医学这些古老文明医学的影响。埃及被称为“疾病的故乡”,尼罗河谷湿热的环境,每年定期涨潮带来的寄生虫都使得埃及如同一个巨大的病毒“培养皿”,印度,两河流域也是同理,因此伴随着疾病多发的是这些古老文明的医疗技术是相对先进,在《荷马史诗·奥德赛》之中记载到“在埃及肥沃的大地上,生长着各种各样的草药,有的对人类有利,有的却有剧毒,那里的居民个个精通药理,为其他地方的居民所难及,因为他们是神医派埃昂的后代。”可见埃及人有精妙医学的说法在希腊传播之广。因此希腊在汲取这些文明的医学成果的基础之上产生出自己的医学。

其次,希腊的奴隶制对于希腊医学的产生也有影响。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没有高度发展的生产力是难以支持医学的发展的。古希腊医学的萌芽产生于荷马时代,奴隶制度初见雏形,与底层劳动者沦为奴隶相对应的是上层人士从繁重的生产活动中脱离出来,专门从事医疗事业。而希波克拉底生活的时代正是希腊在希波战争后的“黄金时代”,与奴隶制经济的高度繁荣相对应的是古希腊医学在希波克拉底手中达到了理论和经验方面的完全成熟。

“人是万物的尺度”,普罗塔戈拉这一命题的提出,直接将人类置于宇宙和社会的中心。[1]自此,古希腊的哲学与文化不再是围绕“神”而是“人”展开。这种早期人文主义的产生使得古希腊的医学开始以人为中心,治病不再是神的功绩而是人的努力。这一观念的产生使得医学迅速摆脱了迷信的束缚,成为了一门真正的科学。同时由于古希腊大多数哲学家都带有古代朴素唯物主义的思想倾向,他们在阐发自己高深的哲学思想同时也积极投身科学事业。例如阿尔克迈恩就是当时有名的生理学家,同时他也是最早进行动物解剖的人,发现了耳咽管、视神经等。总之哲学的发展指导了医学的进步,而哲学家积极投身医学实践更是促进了古希腊医学的繁荣。[2]

当然,古希腊医学的发展离不开社会的重视,在《荷马史诗》中记载着“他一个人值数条命,因为他可以无可匹敌地从伤口处拔除箭,用药草药膏治好伤。”这一段诗歌展现了在古希腊医生有着受人尊敬的地位。统治者对于医生的态度也很友好,例如伯利克里就是一位非常重视科学发展的统治者,正是在他的统治下,才诞生了希波克拉底这样的医学大家;再如在亚历山大时代,在当时的博物馆中就有专供解剖和实验用的房间,据塞尔萨斯所著的《医生》中记载,托勒密王曾下令将死刑犯交给医学专家供以解剖研究。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才诞生出了古希腊医学。

古希腊医学在古代文明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但是随着亚历山大帝国的解体和希腊奴隶制经济的全面衰弱,西方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向罗马移动,而耀眼的古希腊医学也随之走向停滞与衰亡,继之而起的是古罗马的医学。

罗马是古希腊文明的正统继承者和西方古典文明新的开拓者。古罗马作为西方古典文明在希腊之后的又一高峰,继承了古希腊的文明的同时,鉴于自身特性和吸收被征服民族的文化,形成了具有罗马特色的文化。罗马医学也在继承了古希腊医学的基础上有了新的发展,尤其是在外科领域取得了成就。古罗马医学的集大成者是克劳迪亚斯·盖伦,其在希波克拉底的“四体液论”的基础上提出的气质论可以说开西方心理医学之先河。同时盖伦在外科领域的成就更是令人瞩目,因为在古代无论哪个文明对于人体解剖都是明令禁止的,但是盖伦大胆地把动物解剖的研究结果应用到人体,并与尸体相对照,在解剖学、生理学、病理学方面有许多发现。在长期解剖动物的过程中,盖伦是第一个在动物身上制造脑损害以及第一个把脑叶脑干损害和小脑损害加以区别的人。他认出了12对脑神经中的7对,并区分了脑运动神经和感觉神经。盖伦在生理学上也很有成就,被称为心搏肌原性学说的最早代表,是第一个用实验证明动脉搏动的人。在外科手术方面,他可施行的外科手术有脓胸用肋骨截除术和胸骨截除术。[3]

克劳迪亚斯·盖伦(129年-199年),古罗马时期最著名最有影响的医学大师,被认为是仅次于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s)的第二个医学权威。

古罗马的医学萌芽于古希腊医学,罗马与希腊隔海相望,而随着希腊的日益衰落而罗马在亚平宁半岛的日益崛起,越来越多希腊医师涌入罗马。其中阿克雷派阿提到达罗马后,选择用按摩、沐浴、散步等为罗马人所接受的方法行医,而不是强迫他们吃下那些难以下咽的药汤,使得罗马人逐渐接受了希腊人的行医方式,希腊医学也得以在罗马快速传播。希腊医学在罗马的传播是罗马医学得以发展的基础,在希腊医学的基础之上,罗马医学的大厦得以建立。

罗马的医学是建立在战争的血与火之上的。罗马是战争的民族,他们在战争中兴起,在战争中扩张,并逐步统一亚平宁半岛,吞并迦太基,建立了横跨欧亚非三洲的大帝国。自罗马建城以来,战争始终伴随着这个国家,而与战争的频繁相伴随的是巨大的人员伤亡。为了减少人员伤亡,罗马的军队实施了军医制,每支步兵大队人有一至四名医师,每个军团或十支步兵大队有一名高级外科医师指导。而战争中军医最常医治的绝不是感冒发烧这类内科疾病,而是砍伤、箭伤之类的外科疾病。[4]罗马军医在随军时大量医治外科疾病使得罗马更容易积累外科医疗的经验也促使罗马医学朝着科大步向前。

如同希腊一样,统治者对于医学发展的重视是罗马医学得以发展的重要原因。上文中提到罗马军医因为治疗了大量为国而战的战士,受到了社会的礼遇,同时军医对保持军队战斗力方面的贡献使得统治者对于他们也给予了极高的重视。公元前46年,恺撒赐给所有在罗马行医的医生以罗马公民的权利。在帝国时代,穆萨便医业更受礼遇,他治疗过罗马皇帝及许多政界与文艺界名人,使医业的威望与社会地位大为提高,并推动通过了免除所有医师赋税的法令。当然除了社会支持,古罗马哲学的发展也对于医学的发展有贡献,尤其是朴素唯物主义。[5]古罗马的自然科学的各方面都深受古希腊哲学流派伊奥尼亚学派的影响,这一学派提出世界的基础是物质,并以此解释各种自然现象。以罗马医学的集大成者盖伦为例,他就写了许多逻辑学、伦理学,语法以及医学书籍,试图把这种物质观与当时的解剖和生理知识结合起来,用于医疗实践。[6]

总之,罗马的医学在吸取前代医学的基础上得以建立,在社会、思想等各方面的影响下取得发展,并最终成为西方古典时代同希腊医学相呼应的一颗明珠。罗马医学在许多方面,尤其是外科、解剖学等方面的成就是中世纪的欧洲都难以企及的。罗马医学“成也战争,败也战争”,罗马的战争为医学的实践提供了场所和机遇,让罗马的外科得以摆脱希腊的阴影,独立发展,但是随着战争的日益频繁,也使得罗马最终因战争走向了动乱最后分裂。特别是西罗马帝国崩溃以后,欧洲陷入了长久的动乱之中,教廷乘机在欧洲建立了神权统治,这使得中世纪欧洲的医学发展近乎停滞,直到那场前所未有的大瘟疫的到来,才使得欧洲的医学获得了新生。

作为西方医学的分水岭,黑死病发生于1347年至1358年,之前中世纪的欧洲医学失去了希腊罗马的积极进取转向停滞,而黑死病之后的医学则在破除了教廷和旧医学体系的束缚后有了新的气象。罗马帝国灭亡后,欧洲陷入了“黑暗的中世纪”。在中世纪人文社科、自然科学都在基督教的控制下难以取得突破性发展。而医学方面,如同亚里士多德在物理学、托勒密在天文学上的地位一样,希波克拉底和盖伦的学说被罗马教廷奉为医学领域圭臬,无人可以动摇。同时基督教认为疾病就是对一切作恶的人的惩罚,宁可蒙受肉体的痛苦,也不该使灵魂有所玷污。遇到疾病,人们认为最好的办法是祈祷。[7]

转机发生在1347年,一场被称为“黑死病”鼠疫爆发了。[8]它从意大利的墨西拿“起兵”,连下热那亚,法国的马赛,之后是威尼斯和比萨;1348年,佛罗伦萨沦陷,巴黎沦陷,伦敦沦陷,整个欧洲都被死亡的恐惧笼罩。面对黑死病,希波克拉底学派和盖伦学派的医师毫无办法,教廷除了高喊口号和归罪于女巫和犹太人之外也无力抵抗。

黑死病的肆虐首先是破除了对于希波克拉底学说和盖伦学说的迷信,在中世纪,由于教廷的支持,此二人的学说成为所有医生行医的根本,无人敢去质疑。而黑死病爆发后,医生依据传统的医学理论对预防和治疗黑死病提出了各种措施。由于绝大多数医生认为瘟疫主要通过空气传播,因此他们提出抵抗瘟疫的首要方法是选择一个空气没有被瘟疫感染的地方,净化变质的空气和避免与感染瘟疫的人群接触。甚至有医生提出点火用烟熏房子以消毒的方法。但超高的致死率迫使人们不得不去怀疑旧医学理论的可靠性,他们开始不同于旧有医学只重视在书本中寻章摘句,转而大量的着手于医学实践。[9]例如,1406年,阿拉贡国王的御医把希波克拉底、盖伦等人的名字列入对应对当时的瘟疫毫无用处的古代权威的名单之列。在黑死病之后人们不再迷信旧医学,转而对于自己现时代的医学充满信心。[10]总之,黑死病的爆发,破除了人们对于希波克拉底和盖伦的迷信,使得医学向着专业化的方向迈进了一大步。

而黑死病对于医学的又一大影响即是:医生的收入和地位普遍提高。在黑死病刚刚爆发的时候医生自然是最容易患病的,他们频繁的奔走各地,自然增加了患病的概率,于是在黑死病初期医生的死亡率极高。而随着病情的不断扩大带来的医生的需求日益增加,医生的诊金和地位也水涨船高。以意大利医生费代里科为例,1345年,他在特雷维索公社服务年薪是150里拉。四年后,也就是他死后,他的继任者的年薪差不多是他的5倍。这样巨大的利润自然是让人眼红的。

最后,黑死病对于医学的最大影响就是,它的流行迫使国家更加关注公共卫生制度的建设。在中世纪的欧洲,公共卫生可以说是没有,最直白的例子便是中世纪欧洲的房屋中并没有厕所,人们的排泄物往往直接倾倒在大街上,这样的卫生环境自然会导致细菌滋生。而黑死病爆发后,在意大利出现了健康委员会和关于公共健康的法律。此外,一些城市专门设立了政府医生,以控制疫病的流行。当时还建立了隔离检疫制度。感染瘟疫的人被关在屋子里,行动受到限制。人们把病人和死人用过的物品烧掉,用醋和硫磺对房屋进行消毒。来自疫区的人被禁止入城。出入隔离禁区必须持有公共健康委员会签署的特别通行证。这些有的直至今天都行之有效的措施都说明,黑死病期间正是现代公共卫生制度的雏形开始形成的时期。[11]

总之,黑死病的爆发是欧洲历史的重要转折点,也是西方医学得以在近代得到新生的重要拐点,其对于现代医学产生有着不可磨灭的影响。同时其对于现代西方社会的职业等级和公共卫生制度的影响也是不可忽视的。

经过以上三点的简单梳理,本文大致对于现代医学产生以前的西方医学发展历程有了初步的概述。西方医学滥觞于古希腊,兴盛于古罗马,衰落于中世纪,在14世纪黑死病之后又迎来了新生。虽然古代西方医学与现代医学的联系并不是十分密切,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在西方医学漫长的发展史中所形成的注重实践,追求真理的作风和在黑死病之后的浴火重生对于当代医学的发展是有着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的。

[1].于江霞, 身体与“关心伦理”的形成——论早期希腊医学观念的哲学遗产. 道德与文明, 2017(4): 第87-96页.

[6].余定国, 罗马、印度、埃及传统医学衰落的历史教训. 成都医药, 1981(04): 第68-7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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